再建民主——“基层政治与乡村管理”栏首语

徐勇

近几年，“民主”在学术研究中的命运出现强烈反差，由一时热议“民主是个好东西”到“人皆羞说于民主”。讨论民主不仅不理直气壮，且羞羞答答，甚至视之为贬义。学界有人提出要以“治理”的话语替代民主话语，将治理与民主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。

在现代政治生活中，民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只是，民主犹如空气，平时无感觉，稀薄时可贵，没有会窒息。

在社会转变中，民主更是一束圣火，照亮政治前进的步伐。20世纪，中国有三次讨论民主较为集中的时期。一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权说，之后产生了中华民国。二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，提出人民民主，之后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三是邓小平的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，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”的论断，之后有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。

进入21世纪之后，执政党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。中共十八大报告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，以最大限度获得社会共识。

因此，对于民主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，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。正是由于如何建设出现了偏差，导致要不要也成了问题。这主要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国家，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农业文明传统，现代化建设历程尚不长的国家，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式的民主，如何建设民主，还有待探讨，不断在实践中深化认识，还是一项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。期间会出现一些偏差，甚至挫折。因此，民主是一个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再建的工程。

路 径

民主意味着人，特别是广大民众的主体性。改革开放初期，邓小平指出，“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。”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，我国从基层民主着力，通过推进基层民主，让广大民众在民主实践中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今年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颁布30周年。在颁布该法时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就指出，村民自治是十亿农民学习民主，掌握民主，运用民主的大课堂。30年对一个人时间不短，但对于一项伟大民主工程来说还只是一个短时段。在这个时段里，人们从无知到有知，有知之甚少到知之愈多，进步显而易见。

形 式

邓小平将调动积极性作为衡量是否民主的标准。但民主要通过一定形式加以实现。我国的民主在实践中日益丰富。从选举到协商，从决策到监督，民主形式多样化。当然，当下的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向，如何根据社会变化，选择合适的形式实现民主的价值，还有待探索。如作为基层民主载体的村民自治的最合适的基本单元在哪里？这些事关村民自治能否实现的基本问题都还需要实践和研究。

内 容

中国人以实践理性和经验理性见长。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民众利益的手段，需要与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。西方式民主演化至今，在相当程度陷入形式主义，过分追求民主形式，而忽视民主内容，甚至造成互相对立和撕裂，效率低下，以致人们对民主的价值产生怀疑。我国近些年注意到这一倾向，成功地将治理的理念引入政治生活，注重通过治理让民众有更多的获得感。但是治理与民主并不是对立的。用治理替代统治和管理，本身就反映了民众参与的民主价值。当然，如何结合经济社会变化进行有效治理，还有大量问题可以探讨。如当下农村产权三权分置改革，必然给基层民主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课题。

土 壤

邓小平在强调“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”时，接下来讲到“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，要看实际情况”。实际情况就是条件。民主属于上层建筑领域。民主的生长依赖于由一系列条件构成的社会土壤。这一社会土壤那些是有利于民主生成的，那些是需要改良的，还需要大量研究。如果盲目引进和照搬，势必适得其反。近些年，许多人之所以对民主价值产生怀疑，重要原因在于特有的社会土壤造成民主价值扭曲变形。由此就需要认真调查和分析民主生成的社会土壤。而这是学术研究中最艰难的工作，也是再建民主的基础性工程。

本文原载于：《广西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7年第6期，第53-54页

本文作者：徐勇，bt365体育在线娱乐场中国农村研究院（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）教授?博士生导师，教育部首批文科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

责任编辑：施佳丽